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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勞動黨內權力斗爭與中朝蘇三角關系

作者:沈志華

    1956年8月,朝鮮勞動黨內部發生一場驚天動地的政治斗爭,史稱“八月事件”。這是朝鮮黨內對金日成最高統治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戰,其結果以反對派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探尋其起因、經過和結果,可以從這一典型案例看出中國、朝鮮和蘇聯三者之間極其微妙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對于解讀冷戰時期乃至后冷戰時期東亞的政治結構和趨向,以及探討朝鮮半島?;母醇敖餼鐾揪?,都具有深遠意義。
 
  很長時間以來,這一事件對于局外人都是一個謎。盡管韓國出版了大量討論朝鮮黨內斗爭的著作,但談到這次事件,主要依靠的是北朝鮮公開發表的文件和報導,以及大量的口述史料,檔案文獻依據顯得不足。俄國檔案開放以后,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對事件的描述比較深入細致了1。本文主要依據大量的俄國檔案,以及可以找到的中國檔案和文獻,描述并分析這一事件發展的全過程,以期為解讀1950年代中朝蘇三角關系提供一個案例。
 
  一 起因:蘇共二十大引起的風波
 
  自1953年朝鮮停戰以后,朝鮮經濟恢復和建設的嚴峻局面絲毫不亞于戰爭本身。為了幫助朝鮮,蘇聯和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據蘇聯外交部遠東司的調查報告:蘇聯政府根據同年9月19日的蘇朝協議,在兩年內向朝鮮提供無償援助10億盧布;對戰前和戰爭期間提供的貸款(2.98億盧布)延長了還貸期(1957-1966),降低了利率(從2%降為1%);把戰爭期間的非貿易支付債務(7,288.8萬盧布)減少了一半。中國對朝鮮的援助力度更大,在四年內(1954-1957)提供無償援助80,000億元(折合16億盧布);從戰爭開始至1953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于償付,總計72,900億元(折合14.5億盧布);在三年內負責收養22,735名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朝鮮孤兒,并承擔對這些兒童進行教育的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31,338人)的全部費用。除以上經濟和文化協議外,根據11月23日簽訂的其他協議,朝鮮在中國專家的待遇和費用以及朝鮮實習人員和留學生的費用等方面,中國的條件也比蘇聯更具優惠性,以致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建議應效仿中國的做法,減少向朝鮮收取的專家費用2。盡管如此,朝鮮對蘇聯和中國的疑慮依然存在,在蘇共二十大以后,甚至還有加重的趨勢。
 
  從1954至1956年,中共和蘇共從外交(主張和平共處)到內政(調整經濟結構)都采取了比較一致的立場,并且希望各國共產黨都能執行這一總方針3。然而,這一方針在朝鮮卻受到明顯的抵制。蘇聯駐朝使館注意到,在1955年1月31日朝鮮勞動黨通過的關于黨和國家現階段基本任務的指南性文件中,沒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見致力于和平統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鮮人民”和“消滅南朝鮮親美、親日地主集團”作為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4。金日成對莫斯科新方針的不滿更主要地表現在他的內部談話中:“我們要改變一味模仿蘇聯的做法”,“蘇聯人沒有直接與美國人交戰,他們可能希望與美國人和平共處,但是美國人占據著我們的南部,這是令所有朝鮮人民心痛不已的事”5。1956年初的朝鮮勞動黨黨章草案繼續反映出這種傾向,以致蘇聯使館不得不提出修改意見:刪除原文中“美國的”和“親美的”以及“從軍事上加強革命民主的基礎”等詞語,以免“授人以柄”,“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朝鮮勞動黨為自己所確定的任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6。
 
  在經濟建設方面,朝鮮的核心政策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依靠中蘇的幫助,到1955年初,朝鮮三年計劃所確定的工業總產量目標已提前兩年超額完成,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卻沒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農業方面,在戰前糧食生產完全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但現在超過30%的農民無法養活自己。為彌補糧食不足,朝鮮不得不在1953年從中國購進20萬噸糧食,1954年13萬噸,1955年預計17萬噸。被戰爭破壞的居民住宅到1954年底只修復了約70%,大部分城市居民和30%的農民還生活在簡陋的臨時建筑里。其原因除了是由于國家在投資比例上過于偏向重工業外,也因為在所有制改造方面一味追求國有化和合作化。
 
  允許私人貿易和家庭手工業在國家監控下的合理存在,本來是促進消費品生產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鮮領導人卻在執行徹底消除私有資本的路線上走進了死胡同。私營企業1949年占工業企業的15%,到1954年就縮減到2.5%以下,1955年的計劃是降到1.3%。私營資本在貿易中的比重也從1949年的46.8%降到了1954年的22.8%以下?;褂薪?0%的私人餐館關門,致使大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謀生手段。農業合作化也破壞了農民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原則。1954年1月確定在農村試行合作化,當年便成立了10,000個合作社,迫使32%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造成1954年糧食總產量比計劃少收30萬噸。政府反而提高了農業實物稅的上繳比例,從27%(大米)和23%(其他農作物),統一增加到50%。為完成收購計劃,各級干部逼迫農民交糧,采取了包括逮捕在內的鎮壓手段,以致在糧食采購期間出現了農民自殺事件和暴動的危險7。
 
  在國家關系方面,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朝鮮同志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陣營的力量”,沒有充分肯定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8。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特別談到,中朝關系有“不正常現象”。如“志愿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十二個戰績展廳中只留給中國志愿軍一個,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志愿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呆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舛每品潁↖. F. Kurdiukov)注意到,中國政府在1952年召回駐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報告的結論是,“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盡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但他們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9。
 
  最令人關注的是朝鮮黨內的斗爭情況。朝鮮勞動黨是在戰前不久才由四個主要派別聯合組成的,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占據了主導地位;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枓奉(Kim Tu-bong)、武亭(Mu Chong)、崔昌益(Choe Chang-ik)等,成員則多為軍事領導干部,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樸一禹(Pak Il-u)、方虎山(Bang Ho-san)等;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也有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很有影響,如許哥而(Ho Ka-yi)和樸憲永(Pak Hon-yong)。
 
  還在戰爭期間,那些對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構成威脅的各派領導干部就開始遭到清洗。矛頭首先指向掌握軍事實權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罷免,不久樸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和被捕。隨后輪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代表人物許哥而因與金日成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雖在蘇聯的干預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職務,但最終還是被置于受審的地步,被迫于1953年初自殺。1953年8月,以李承燁(Lee Sung-yob)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美國間諜、破壞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圖顛覆共和國。此案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腦人物樸憲永,兩年后,最高法院以間諜罪判處樸憲永死刑。經過一連串的內部爭斗,朝鮮黨內各派終于都歸附金日成麾下。朝鮮停戰后不久形成的新領導班子,不僅增加了游擊隊派的金一(Kim Il),還有延安派的金枓奉、金昌滿(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樸昌玉(Pak Chang-ok)、樸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樸正愛(Pak Chong-ae)10。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壓下暫時消失,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有學者指出,1955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體思想”(Juche)是“源于對抗蘇聯和親近中國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蘇聯的影響”,隨后開展的對樸昌玉、樸永彬等一批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干部的批判,證明了這一點。相反,為了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金日成曾指出應“學習中國的整風運動”11。鑒于當時提出新方針并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莫斯科,因此,關于“主體思想”是源于對抗蘇聯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說這里有“親近中國”的考量,恐怕不夠準確。實際上從金日成的一貫做法來看,時而倒向莫斯科,時而親近北京,這只是他在兩個大國的夾縫中求得生存和利益的手段,但無論哪一邊有可能威脅到他的地位,他都不會忍受。
 
  蘇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批判“個人崇拜”風潮的影響下,朝鮮黨內的不滿情緒再次爆發出來。在1956年3月20日中央全會學習蘇共二十大的材料時,除了從莫斯科回來的崔庸?。–hoi Yong-ken)做報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Nam Il)和宣傳部副部長李一根(Li Il'-gen)三人發言。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金日成專講南方派黨員對樸憲永的崇拜,而對朝鮮勞動黨內存在嚴重的對他個人的崇拜卻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報紙宣傳中不要再突出個人作用了?;嵋檣閑亮撕章誠蠣孛鼙ǜ嫻姆胛謀?,但沒有進行討論,也沒有做任何決議12?;岷?,勞動黨中央向各機關下發的秘密文件的基調是朝鮮勞動黨在各方面都“始終堅持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并多次強調集體領導是黨的最高原則,“勞動黨中央從未放棄這一原則”。至于黨內的個人崇拜問題,只是以前曾經有過,且只與樸憲永有關13。
 
  4月23至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嵋榧讓揮刑致廴嗣且槁鄯追椎牡襯詬鋈順綈菸侍?,也沒有消除前一段廣大干部對人事處理的不滿情緒,甚至沒有研究人民普遍關心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問題。金日成的長篇報告,除了贊揚朝鮮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成就外,就是反復批判樸憲永等南方派領導人以及其他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很多人要求在大會發言,都被拒絕。大會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以保證他們對金日成的忠誠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上屆保留下來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保留的只有2人14?;嵋櫧詡湓詒ㄖ膠頭⒀災卸越鶉粘傻乃萄鋟炊縈?,以致令蘇聯外交部都感到“很不正?!?5。在貫徹代表大會精神的平壤市委積極份子會議上,積極追隨金日成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金昌滿在高度評價了代表大會的意義后指出:“我們黨內沒有個人崇拜現象”,過去出現過的,就是“在南方對樸憲永的個人崇拜,在北方對許哥而的個人崇拜”;同時“我要警告大家,關于現在我們黨存在個人崇拜的言論不僅不能鞏固、反而只會削弱我們黨。因此,誰要發表這樣的言論就處分誰”16。
 
  這次會議的人事調整主要是針對莫斯科派的,對延安派顯得十分寬容。金日成知道,在排擠莫斯科派的問題上,與蘇聯的矛盾是無法回避的。在二十大前,蘇聯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鮮黨內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種種表現,并建議蘇共中央提請金日成注意改正17。而現在,外交部所屬情報委員會還特別注意到,不久前對莫斯科派領導干部的嚴厲處罰,與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個人崇拜問題有關。因此,委員會建議蘇共中央對朝鮮黨進行幫助18。
 
  外交部遠東司則認為,對樸昌玉等人的批判,“實際上是發起了一場旨在反對所有蘇聯朝鮮族人的運動”19。1955年底,在朝鮮共有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干部136人,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1955年12月31日的法令,他們必須確認一個國籍。在回答征詢問卷時,當時多數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鮮國籍,只有24人提出在加入朝鮮國籍后,還想保留蘇聯國籍。在樸昌玉、樸永彬等人被解職后,面對朝鮮黨對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擠和歧視,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設相、人民軍衛生部部長等)甚至偷偷到蘇聯使館要求保留或恢復蘇聯國籍20。
 
  1956年駐蘇大使延安派的李相朝(Lee Sang-jo)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約見了蘇聯副外長費德林(N. T. Fedorenko)。在通報了金日成將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以求經濟援助的情況后,李相朝詳細報告了朝鮮黨內的不正常情況,并強調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實際上籠罩著整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缺乏集體領導,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個人決定。李相朝還指出了金日成在經濟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以及戰爭期間的種種錯誤,并多次強調,蘇共中央必須盡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幫助朝鮮黨,特別是幫助金日成克服那些危險的錯誤21。

  同年6月8日,朝鮮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單獨約見蘇聯大使。崔昌益全面報告了朝鮮最近的情況,特別是在干部使用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黨內領導干部的任用既沒有照顧到來自國內、中國和蘇聯等各個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賢,提拔的都是那些沒有文化、沒有經驗,卻專門會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人,這也是造成嚴重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樣強烈要求蘇共中央幫助改變這種狀況,并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議。崔昌益說,對于蘇聯的建議,金日成一般都會認真對待的22。
 
  關于金日成6月訪蘇期間與蘇聯領導人談話的情況,目前沒有詳細資料。只知道金日成曾受到赫魯曉夫的接見,會談中,蘇聯領導人對他提出了一些意見,但因有些情況不明,委托中央聯絡部弄清楚。金日成則表示接受批評,以后注意改正錯誤。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報了談話結果,毛澤東認為蘇共這樣做很好23。
 
  8月2日,蘇共中央又通過使館向勞動黨傳達了進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評朝鮮黨的一些錯誤做法時應表現得主動一些24。對于金日成排除異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來是表示過不同意見的25。蘇共二十大前后朝鮮黨打擊莫斯科派干部和繼續大搞個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朝鮮黨內的反對派寄希望于從外部對金日成施加壓力,莫斯科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在八月全會發起反對金日成的進攻起到了刺激和鼓勵的作用。
 
  二 經過:八月全會前后朝鮮黨內斗爭和中蘇的干預
 
  據俄國檔案反映的情況,在勞動黨1956年三大期間及以后,金枓奉、崔昌益、樸昌玉、樸義(Pak I-van)、徐輝(So Hwi)、尹公欽(Yun Kong-hum)、金承化(Kim Cyn-khva)等一批領導干部對朝鮮黨內的個人崇拜狀況、干部政策和經濟方針感到不滿,特別是金日成出訪期間在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更加強了這種對立情緒。他們希望在8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揭露和批評這些錯誤。
 
  8月初金日成回國會后了解到這種情況,立即采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樸正愛等人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評,同時指責這些反對派人物對抗黨的方針并煽動不滿情緒是“反黨”行為,他們以無能、獻媚和歷史問題為由,堅決要求撤換金日成身邊的一批領導干部,是在搞“宗派”和“分裂”活動,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其結果將破壞黨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險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別地、反復地找一些有不滿情緒的干部談話,采取威脅、利誘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對派隊伍。如說服金枓奉放棄了撤換干部的主張,迫使樸義采取了中立立場,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學習等。此外,還派秘密警察監視反對派干部,對他們的司機、保姆進行審問,急召出訪的內務相方學世(Pan Khak-se)回國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經過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動權。蘇聯使館的態度令他滿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對朝鮮黨的錯誤采取主動姿態,并不得打擊報復提意見的干部外,伊萬諾夫(V. I. Ivanov)明確表示,召開中央全會的目的是鞏固勞動黨的領導地位,維護黨內團結,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開中央常委會議統一思想。這實際上就表明,蘇聯不同意反對派關于撤換一批領導干部的核心主張。蘇聯還表明了不干預朝鮮黨內部事務的基本立場,這更讓金日成感到放心。
 
  于是,在8月21至23日召開的常委會議上,雖有一些不同意見發表,但最后的結論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犯錯誤的主要是許哥而和樸昌玉等人,對此,“中央常務委員會將采取措施來予以清除”;根據目前調查的材料,沒有理由對黨的領導干部進行撤換。金枓奉謹慎和退縮的發言,是金日成能夠把握這次會議方向的關鍵因素。8月28日常委會議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上做的報告草案。報告包括代表團出訪的結果、朝鮮國內的形勢、勞動黨的狀況及任務三項內容,基調同以前一樣。報告沒有涉及黨內生活問題,只說可以在全會討論,但在結尾處,金日成提出黨內“存在著派別和宗派活動殘余”,號召全黨加強警惕并與之斗爭26。
 
  8月30至31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金日成按照程序首先做了常委會一致通過的報告,隨后的兩個發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贊美之詞。第三個發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貿易相尹公欽,他以“憤怒的揭發式語調”批評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尹的發言被多次打斷,并淹沒在一片反對聲中,崔庸健甚至站起來大罵,會場一度陷入混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為尹公欽辯護,但沒有得到講話機會。面對如此局面,中午休會的時候,尹公欽與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Kim Gan)、建材局長李弼奎(Li Pkhir-giu)悄悄離開會場,潛往中國。在以后的會議中,只有崔昌益、樸昌玉表示贊同尹公欽的意見,幾乎所有的發言都對這種“反革命和反黨”言論,以及上述幾人的“錯誤”或“罪行”展開了猛烈抨擊,崔昌益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首領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會議做出決議:由于“從事反黨活動”,開除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四人的黨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職務,解除樸昌玉內閣副首相和中央委員的職務。上述問題均移交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審查。不久,樸昌玉被迫到東海岸一個小型鋸木廠去當廠長,而崔昌益則被任命去負責一個養豬場的工作?;岷?,“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強力鎮壓之中”,很多黨內重大問題遭到歪曲,呈現在全體黨員群眾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滿的人策劃了宮庭政變式的嚴重密謀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蘇聯使館,崔庸健到中國使館,分別通報了全會情況和所做決議27。
 
  9月3日,朝鮮政府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有四名朝鮮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并被中國邊防軍截獲,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人等遣返回國。喬曉光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當場答復: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喬將這一情況向伊萬諾夫做了通報,并詢問蘇聯的看法28。顯然,中國政府此前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立場,而莫斯科的態度就比較謹慎了。
 
  9月5日,李相朝求見費德林并提交了他給赫魯曉夫的信。李指責金日成對提意見的同志實施鎮壓,請求蘇共中央干預此事?;顧?,外務省已經兩次召他回國,他聲稱有病,還未成行29。9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嵋榫齠?,委托波諾馬廖夫(Boris N. Ponomarev)經過“周全的考慮”后接見李相朝,并答復中國大使,蘇共中央將委托正在中國出席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交換意見30。在9月10日與李相朝會談時,波諾馬廖夫答復:蘇共對朝鮮發生的事情表示憂慮,蘇共代表團將與同樣在中國的勞動黨代表團和中共商談此事,但不會干預朝鮮黨的內部事務。對于李請求蘇共公開發表批評朝鮮黨的言論的建議,波諾馬廖夫拒絕討論31。
 
  其實,莫斯科的這種立場并不是在事件發生后才突然形成的。由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蘇聯國內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引起的震動和混亂,加上中共中央4月5日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公開表態,使得蘇共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謹慎起來,甚至對那些比較激烈的批判言論采取了壓制的做法,蘇共中央在6月30日〈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中充分表明了這一點32。在后來與金日成的會談和通信中,蘇聯領導人透露了這些情況,并表現出對繼續批判個人崇拜謹慎的態度。金日成立即在朝鮮黨內傳達了這些信息33。應該說,蘇聯態度的轉變,無疑是金日成敢于采取嚴厲措施處理黨內問題的因素之一。
 
  為了平息黨內的不滿情緒,同時也爭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會后,立即對在此前受到打壓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懷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樸正愛召集從蘇聯返回的朝鮮干部開會,出席者約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三分之二)?;嵋櫚哪康木褪切賈醒虢謀潿岳醋運樟某矢剎康奶?,并為他們平反34。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這次斗爭的主要矛頭已經轉向延安派了。從金日成等人向蘇聯報告的情況看,與八月“反黨”事件有牽連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動主謀的崔昌益和徐輝,就連反對派中的最高層干部、黨內元老(“老頭子”)金枓奉,都是陸續從中國回來的。據說,金日成曾講過這樣的話: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屬于延安派35。因此,金日成才會改變對莫斯科派的態度,目的是集中對付來自北京的壓力。
 
  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與蘇共代表團商談了處理朝鮮問題的意見。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說,昨天他與朝鮮代表團談話,批評了他們,但崔庸健不服氣?;顧?,蘇共對情況不太了解,還沒有肯定的意見,建議中蘇兩黨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況。毛澤東在談話中則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為不滿,并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與米高揚“了解情況”的說法不同,毛澤東提出,中蘇兩黨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毛澤東說,“我們要對金日成說,我們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幫助你,但是你必須改正錯誤”,“我們也要勸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態度,勸雙方和解”。具體方法是召開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中蘇派出代表參加;會議要做出決議,還要公開發表。毛澤東還對米高揚說,金日成對我們有情緒,不聽中國的,這次主要靠你們了。米高揚沒有明確表示意見,只說去談談看。中共希望這次去就要解決問題,但米高揚推說國內還有事情,不能停留太久36。
 
  接著,中共領導人又與朝鮮代表團舉行了會談。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并通知他們,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毛還說,對于朝鮮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一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應該打,后來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后方登陸。彭德懷和李克農甚至質問:朝鮮戰爭到底是誰發動的?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還是你們發動的?會談中對朝鮮人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干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毛最后說,我們可以叫跑到中國來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復他們的黨籍和職務,把問題拿到黨的會議上冷靜地加以解決37。顯然,中共的態度更加明確,不過,除了要求金日成糾正錯誤外,并沒有進一步的企圖。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基本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9月2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做出決議,承認八月全會處理問題的方法“過于簡單”,并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樸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米高揚認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澤東指出:“問題并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鋇娜?,正如蘇聯大使所說,實際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全會的決議的,而九月全會通過的決議,也是“兄弟黨對朝鮮勞動黨領導人施加影響的結果”。因此,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后,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在媒體公布九月全會決議(只在黨內傳達并在報紙上發了一個簡短消息),反而繼續對有不同意見的干部進行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此外,關于釋放樸一禹的協議遲遲沒有結果,答應恢復尹公欽等人家屬糧食供應的諾言也一直沒有履行。盡管中國一再表示對于是否執行這些協議的結果非常關心,但朝鮮方面一直虛與委蛇,拖延不辦38。后來,波蘭和匈牙利爆發?;?,莫斯科和北京都去關注歐洲的問題,朝鮮的事情便暫時平息下來。
 
  三 結果: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離朝鮮
 
  在中朝關系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金日成進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攏的步伐。借著1956年11月1日蘇聯出兵匈牙利的舉動,11月2日外相南日向蘇聯大使表示,朝鮮“今后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我們認為現在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39。在朝鮮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對他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系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40。此外,為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布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系。如中國副外長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中國人說,蘇聯承認在對波蘭問題的看法上犯了錯誤;李相朝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等41。對于這些情況,北京未必一無所知,但卻沒有做出進一步反應。因為,這時中國看問題的角度也出現了很大變化。

  波匈事件發生以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及蘇共二十大路線的看法逐步發生了轉變,認為蘇聯放棄階級斗爭、與美國實現緩和的方針是錯誤的,并由此表露出對蘇共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和地位的懷疑,特別是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后,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漸擴大42。
 
  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中共不得不對朝鮮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針。這首先反映在中國對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態度上。中國地方檔案中有這樣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長春的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前組織部長金忠植(Kim Chyn-sik)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寫信,要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43。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金忠植談話時,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愿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比緩笱纖嗟馗嫠咚褐諧降澈土焦叵狄幌蠐押?,中國也“不愿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后,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托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44。6月28日,前朝鮮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金俊根(Kim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寫信給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國參加一定的組織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聯絡部答復吉林省委:“告訴他們,我們沒有這樣合適的組織給他們參加。至于幫助他們自學的問題,請你們就近指定一適當的同志,幫助他們自學?!?5
 
  的確,此時的中朝關系有了迅速好轉的勢頭。八月事件前后,中國政府對于朝鮮提出在1957年給予額外無償援助或5,000萬元貸款的請求一直沒有回應,最后干脆予以拒絕。因此,朝鮮也取消了預定的以副首相金一為首的貿易代表團訪華的安排46。而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為了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鮮勞動黨中央經濟代表團訪華,與中方商討朝鮮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和援助問題,中國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準備和安排47。10月25日,志愿軍入朝作戰七周年時,中朝關系的升溫最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愿軍司令員楊勇上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毛澤東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并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后的十月革命紀念日,據《人民日報》報導,“志愿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48。
 
  在這樣的氣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在會談中強調了朝鮮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并向毛澤東詳細講述了八月事件“陰謀顛覆”朝鮮政權的性質,取得了毛的認可。毛澤東建議金日成路過北京時,把逃到中國來的朝鮮干部集中起來,宣布對他們實行赦免。毛澤東向金日成保證,中國永遠都不會利用這些人去反對朝鮮的。金日成回答說,“朝鮮也不需要這些人”49?;毓?,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擊的金枓奉這次也沒有逃脫噩運,先是被開除黨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順安農場進行勞動改造50。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份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份子的殘余毒素”。講話在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臺,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51。這一切自然是中朝關系改善的結果。
 
  此時,中共對勞動黨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變。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稱贊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簽了字,是反帝國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顧?,1956年中國和蘇聯派人去朝鮮解決人家的內部問題,用意是好的,但結果不好,方式不對。周恩來在1958年2月訪朝回國后也說,從朝鮮跑過來的那些人反映的情況很片面,導致中國對朝鮮產生了錯誤看法52?!度嗣袢氈ā坊拐橇似詠穡≒ak Geum-cheol)在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有一大段是專門點名批判“崔昌益、樸昌玉反黨宗派”的53。
 
  為了安撫金日成,進一步鞏固中朝關系,毛澤東還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即撤回在朝鮮的全部志愿軍部隊。朝鮮停戰以后,中國軍隊便陸續部分地撤退回國。1954年10月撤回7個師,1955年4月撤回6個師,10月撤回6個師,到1956年4月在朝鮮的志愿軍部隊還有44萬人54。在中國和蘇聯看來,志愿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美國在南朝鮮駐軍的主要力量。雖然1956年4月中國政府發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時從朝鮮撤軍,但是正如中國在向蘇聯通報時自己認為的,這個建議只不過是為了減輕來自中立國方面的壓力,對美國企圖取消中立國委員會的主張的回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1957年1月周恩來訪蘇前夕,考慮到中國的立場,蘇聯外交部確定了處理朝鮮問題的既定方針。蘇聯政府認為應該強調,在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愿軍繼續駐扎朝鮮,“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55。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澤東的主張就完全改變了。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與金日成談話,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并指出現在形勢大好,“東風壓倒西風”,美國不敢妄動。這個建議令金日成感到驚訝,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認為如同毛澤東所說,這樣做可以給美國施加壓力。金日成回國后立即召集會議討論,隨即兩次給毛澤東發電,表示勞動黨中央贊成志愿軍回國,并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最后雙方商定,朝鮮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要求雙方撤兵,中國政府再表示響應和支持,然后開始單方面撤軍,至1958年底志愿軍全部撤離朝鮮。1958年1月8日,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了這一情況56。1月16日蘇聯外交部答復,這一舉動“非常英明”57。于是,2月5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實現全朝鮮自由選舉,實現南北朝鮮和平統一。2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響應朝鮮的和平倡議,準備同朝鮮協商撤出志愿軍,要求美國和其他有關各國也采取措施從南朝鮮撤軍。不久,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支持這一建議58。
 
  2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朝鮮,商討撤軍的具體步驟和其他事宜。雙方確定,從3月至年底,分三批實現全部撤軍,并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朝鮮問題應由朝鮮內部通過談判解決,無需外國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隊6個師共8萬人,從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個師及其他特種部隊共10萬人,從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軍總部、3個師和后勤部隊共7萬人,從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軍撤退時將營房、設備和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59。至此,在朝鮮作戰和駐守八年之久的中國軍隊,終于全部撤退回國,此舉無疑進一步加強了中朝之間的友好關系60。
 
  注釋
 
  1 比較專門的研究成果有: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下斗米伸夫:《莫斯科與金日成──冷戰中的北朝鮮(1945-1961)》(東京:巖波書店,2006)。
 
  2    АВПРФ, ф.0102, оп.7, д.47, п.27, л.115-20;《人民日報》,1953年11月24日。另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125-01,頁3-14。
 
  3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82-109。
 
  4    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12-15.
 
  5、35 徐大肅著,徐柱錫譯:《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首爾: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頁125-26;131-33。
 
  6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22-25.
 
  7 上述資料來自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 212-14, 271-79。
 
  8 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12-15.
 
  9 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126-27.
 
  10 上述資料詳見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首爾:極東問題研究所,1974),頁260-61;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07-22;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首爾: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頁175-76;金南植、沈之淵編著:《樸憲永路線批判》(首爾:圖書世界出版社,1986),第五章。筆者請余偉民等人翻譯了這些韓文資料,并在此表示感謝。俄國檔案也證實了一些這方面的情況。參見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
 
  11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25-26。根據1956年1月18日朝鮮勞動黨〈關于進一步加強與文學藝術領域的反動意識形態作斗爭〉的決議,樸昌玉被開除出中央常委,樸永彬被撤銷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員職務。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57-67。
 
  12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1, л.165-68.
 
  13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137-39.
 
  14 ЦХСД, ф.5, оп.28, д.486, л.1-17;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28-30;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207-11。

  15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163-70.
 
  16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202-203.
 
  17 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33-63.
 
  18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57-67.
 
  19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163-70.
 
  20 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271-79;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222-24。樸昌玉、樸永彬等很多人都曾到蘇聯使館訴說冤情和反映情況。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120-21, 57-67;д.412, л.220-22, 225。
 
  21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190-96.
 
  22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210-14.
 
  23、36 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
 
  24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335-37.
 
  25 據蘇聯方面的情報,樸一禹被排擠引起了中國軍方的不滿。(ЦХСД, ф.5, оп.28, д.314, л.212-14。)1953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時,毛澤東提醒他無論如何不能殺樸衛永,蘇聯也通過顧問向金日成建議不要殺人,但金不予理睬。后來蘇聯大使問起此事,金十分不滿,甚至與其發生了爭執。(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214-16。)
 
  26 史料來自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335-59, 317-21。作為當事人,金忠植(Kim Chyn-sik)認為,崔庸健事先了解黨內反對金日成的很多情況,并在金回國后向其告密,這是延安派干部在八月事件中失敗的關鍵原因。筆者2010年2月采訪金忠植記錄。金忠植時任勞動黨平壤市委組織部長,八月事件后逃亡中國。
 
  27 史料來自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 322-25, 327-32; л.412, л.302-303。
 
  28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322-25.
 
  29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224-28。在蘇聯養病的郵電相也不敢回國,因為一旦回去就會被捕。參見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記錄,1956年9月18日。
 
  30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5, л.30,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Й,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г.166-67.
 
  31、33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0, л.228-32.
 
  32 詳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系的影響〉,載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頁28-70;蘇共中央決議,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
 
  34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302-303.
 
  37 毛澤東接見朝鮮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18日。
 
  38 史料見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486, д.1-17, 26, 28-33; д.412, д.344-47; д.411, д.295-96。
 
  39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2, л.364-65.
 
  40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1, л.297-300.
 
  41 ЦХСД, ф.5, оп.28, д.411, л.292-94, 297-300.
 
  42 詳見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姆從退伎緝ぉぁ安ㄐ偈錄脛泄毖芯恐?,《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頁75-89;〈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頁82-109。
 
  43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74張。
 
  44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69張。
 
  45 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41,第183-84張。
 
  46 ЦХСД, ф.5, оп.28, д.486, д.1-17.
 
  47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665-03,頁5-24。
 
  48 《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5、26、30日,11月9日。
 
  49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Й, г.960-61; Бухерт В.Г. П.Ф.^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 Сталину и Н.С. Хрущеву, 1951-1957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Оп. 4, г.24-27.
 
  50 《北韓總鑒》,頁178-79;《北韓全書》,上卷,頁262-63。
 
  51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0612-01,頁28-39。
 
  52 吉林省檔案館,1-14/1-1958.94,第106-108張。
 
  53 《人民日報》,1958年3月9日,第3版。
 
  54 《人民日報》,1954年9月9日、1955年3月26日、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62。
 
  55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39-43;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原文復印件匯編》,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2810-13。
 
  56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828-01,頁4-7;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頁30。
 
  57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813-01,頁1-2。
 
  58 《人民日報》,1958年2月6、7、22日。
 
  59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370-73;《人民日報》,1958年2月21日、10月18日;VUQD, t.5, no.49, d.135, k.1-75。前文提到1956年4月在朝志愿軍總數為44萬人,這里講最后三批撤退總人數為25萬人。其間相差的19萬人何時撤離朝鮮,目前尚無資料說明。
 
  60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和分析辦公室當時全面分析了中國撤軍的動機,然而所談的四個原因,沒有一個說到問題的實質。參見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687,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17 March 1958, MF2510409-0073, 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沈志華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 《二十一世紀》2010年4月號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4-10-30 1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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